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中新时评：克服短期扰动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******

　　中新社北京12月28日电 题：克服短期扰动 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

　　中新社记者 王恩博

　　今年应对超预期因素冲击后，明年中国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，需要强劲引擎。

　　世界经济拉响衰退警报，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，支撑中国发展的动力是否仍在？从多个维度观察，均可得出肯定答案。

　　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，且发力更加聚焦。

　　年底举行的多场论坛、会议上，中国的官员、学者、企业家们热烈讨论着同一个问题：明年经济如何回归稳健增长轨道。某种程度上，这是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。各方普遍意识到，2023年是中国经济弥补疫情冲击损失的重要窗口。

　　这个方向也为中国决策层所明确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“突出做好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物价工作”进行细致部署，提出“从改善社会心理预期、提振发展信心入手”的方法论，无不折射出对稳住经济大盘的关切。

　　当心往一处想，劲就能往一处使。降准释放长期资金、房地产金融政策利好频传、扩大内需战略顶层设计出炉，今年末中国各领域叠加发力的政策效应明年将持续显现。根据实际需要，一些新政策、新措施也会陆续有来。存量政策、增量政策同向发力，将积极促进中国经济运行好转。

　　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，且活力将加速释放。

　　随着奥密克戎病毒特性变化，中国从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发作出防疫转段决策。优化防疫二十条、新十条落地，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“乙类乙管”，疫情防控政策因应形势变化持续优化调整，为经济恢复创造了重要条件。

　　12月26日，2022年最后一个周一，北京地铁公司所辖运营线路日客运量时隔一个多月重返450万人次以上。在全国范围内，武汉、重庆等地地铁客流也明显恢复。尽管通勤早晚高峰还不似以往忙碌，但地铁客流逐步攀升，是生活回归正轨、城市恢复活力的有力注脚。

　　疫情仍是当前影响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。专家估计，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料将产生类似“J曲线效应”，即短期会对经济运行造成扰动，但全年是重大利好。随着相关政策落实，中国的人流、物流将更加顺畅，社会再生产各环节、经济社会生活各领域都有望加快恢复，重新焕发活力。

　　中国经济仍有充足动力，其潜力会持续兑现。

　　眼下，中国正布局更好统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。找准二者结合点，即是为经济增长挖潜的过程。

　　例如，中国迫切需要加快产业体系优化升级，这就需要加大制造业研发和技术改造的投资力度，加大新领域新赛道投入。这些投入既是当期需求，未来产生高质量供给后，又会进一步创造有效需求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就是典型成功案例。今年早些时候，中国汽车出口量“超车”德国跃居世界第二，背后正是新能源汽车热销海外的“加持”。

　　令人期待的是，中国发展轨道上还有不少这样的堵点、痛点、难点、空白点，可以大做文章。创造有利体制机制环境，施以适当政策引导，潜藏的动力就会兑现为新增长点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。

　　这些有利因素的累积，正让中国经济前景更加清晰明确。据综合研判，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明显下滑，而中国经济有望总体回升，形成一个独立的向上运行轨迹。

　　当然，经济好转不会是“天上掉馅饼”，各方必须为之付出艰苦努力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近几年疫情短期扰动，并未削弱中国经济长久动力，更不足以改变中国经济长期趋势。对此，人们应当充满信心。(完)